随着近几年国内出版业的日益发展，图书理念的长足进步，国内出版业与国际出版业的接触更加频繁。而境外著名出版公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电讯和因特网的沟通，也都使出版资讯传播变得极为便利。版权贸易已逐渐成为出版社的日常业务。BIBF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在’98BIBF上敲定的每一笔生意绝非今天才起步，会议的闭幕则是更多合作与交流的开始。
自1992年10月我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已举办了三届。透视这三届博览会的版权贸易行为，不难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嬗变轨迹，经过1994年的茫然，1996年的狂热，国内出版社在’98年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心态和行为已变得冷静和理性起来。
4年前，刚刚有点版权意识的国内出版界对国际图书市场和版权交易规范知之甚少，面对BIBF实力雄厚的境外出版公司不知所措，宛如一个不知游戏规则又毫无经验的赛手，还未上场较量便怯下阵来。况且，那时一个时髦的观念是以卖版权为荣，以实现所谓的社会效益为最终目的，利润完全被抛到了脑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版权贸易以输出为主，境外出版商大捞一把，以绝对低廉的价格买走了绝对优质的图书。回过头看，一位业内人士说，那是一种极其务虚的态度，中国图书及中国出版人就在这种茫然的心态中，异常空洞地走向了世界。
两年一度的BIBF使国内出版社有了反思与休整的机会。或许是交流的增多，经验教训的积累，到了’96BIBF，国内出版社仿佛一夜之间意识到版权对于效益的重要性，特别是若干引进图书的巨大成功更刺激了购买版权的热情。急于转变，急于务实的国内出版人士将境外知名公司的摊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排着长队等待外商的青睐。版权引进数量和规模得以直线增长，为了争得同一本书，国内同仁们不惜撕破面子，哄抬版税。如此恶性竞争，令有识者忧虑。
相比之下，’98BIBF的版权贸易才回归到常态。从整体上看，“一见钟情”或“愿打愿挨”式的版权买卖大幅度减少，而谨慎的意向性协议有更多的增加。时代生活欧洲公司主管汉斯·伯格曼先生说：“版权交易不是一槌定音，而是要靠双方多次谈判。而此前双方的接触也特别重要，你要提供给对方详尽的书目信息，供对方研究。因此，每一笔生意的敲定并非在这个会议上才开始。”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本届博览会上签订协议或合同的大多数合作项目，在参展前双方就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和洽谈。8月29日举行签字仪式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德国贝塔斯曼公司6卷本《20世纪大画卷》中文版合作项目，在半年前即开始了运作。辽宁教育出版社总编办主任柳青松也说，那些仅仅有合作意向的项目，双方也都明白，更多更复杂的工作还有待于展后去做。曾多次参加国际大书展的广西接力出版社负责版权工作的副社长何骏认为，真正的国际合作大都是在书展之前或之后进行的。他感觉到，从本届博览会版权交易的务实效果看，BIBF越来越像国际书展了。
一种有趣的现象是，’98BIBF上，尽管海外各参展公司中“最忙的”还是那些负责版权交易的经理、主管们，但不同于上届的是，他们大多数的时间并不呆在自己的展位上和中国同行们叫板。出席会场内外的各种活动，和老朋友联谊，结识新朋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贝塔斯曼国际（版权）部主席古特曼甚至在他8月30日的活动中作了逛北京古玩市场的安排，当然，同行的不乏中国出版界人士。或许这对于国际合作经验老到的外商们也是一种常态。
对于中国出版界而言，对于常态的回归即告别了狂热，开始冷静而理性起来。浙江科技出版社社长曾勇新较高地评价了国内出版社在’98BIBF上的表现，他认为，由此，中国的版权贸易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
这种成熟体现在理念和操作两个层面上。从单纯地追求社会效益、盲目地追求经济效益，国内出版社版权贸易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双效并重。在本届博览会上，有港、台出版商看中了浙江科技版《新科学十万个为什么》和《中国钩沉疗法》两书。曾勇新先生说，若在几年前，早就卖出去了。而今年不行，原因是对方提出的1000册印数太少，利润太小。他说，“至少起印3000册才能卖。”而在引进图书的选择上，非好书、特色书不选，非畅销书不选开始成为出版社的共识。在’98BIBF之前湖南科技出版社就作过充分地研究，对拟引进的图书作了具体的规划：根据该社图书结构特点重点选择科学人文、医学方面的图书，并尝试少儿科普和电脑图书。该社“第一推动”丛书的责编李永平说，“不能拾到篮里都是菜，总要有个标准。”
除此，选题论证也受到不少出版社的高度重视，开始成为版权引进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项。有的还组织了一批专家队伍在本届博览会淘书，使引进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国内出版界的这种成熟不仅仅是时间与经验的产物，也是新形势下的必然发展。近几年国内出版业的超常繁荣，图书质量的长足进步，为参加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东京、香港等地的国际大书展创造了条件，与国外出版商接触的渠道多了，频率高了，见识自然长了。此外，境外出版公司像贝塔斯曼、艾迪生·维斯理·朗文、西蒙·舒斯特、D·K等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将信息送到家门口。加上电讯和因特网的沟通，资讯变得极为便利。这也是导致版权贸易在展前展后，甚至随时都在进行的重要原因。国际书展版权交易的直接功能在逐渐退化，以至联谊的重要性胜过了具体的业务也不足为怪了。既如此，国内出版界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平和起来。得信息者占上风，信誉度高者占先机，又何必在喧嚣的展览会场上讨价还价呢？工夫下在书展之外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正基于此，不少出版社的老总们感叹，再不让编辑们上网，就落伍了。
很难也无须把众多的版权贸易的业绩都归于BIBF上，但不可否认BIBF已经并将继续推动中外版权贸易的发展。麦克米伦公司的一位女士对记者说，一套十本的法律著作，中国出版社也敢买，这令她异常吃惊。她欣喜地看到，中国出版人的版权意识强了，市场越来越规范化了，该公司和中国交流合作的范围在扩大，层次在提高。
